于兵,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他在收受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贿赂后,指示手下伪造证据,致使瑞星竞争对手东方微点公司高管田亚葵被非法关押11个月。2010年2月4日,于兵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在市一
于兵,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他在收受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贿赂后,指示手下伪造证据,致使瑞星竞争对手东方微点公司高管田亚葵被非法关押11个月。2010年2月4日,于兵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在市一中院出庭受审,当庭表示认罪。
■审前
被害人中年白发现身
昨天上午8点,市一中院传达室门前人头攒动,其中有几十人是来旁听于兵案的。由于此案号称北京公安最大腐败案,所以吸引了30多家媒体的记者。
一位身着黄色皮夹克、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首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追问后,记者得知,此人便是遭到于兵陷害的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他因被于兵诬陷而被羁押11个月和取保候审12个月。
虽然是中年白发,但田亚葵的精神状态很好。田亚葵告诉记者,在看守所里,锻炼身体是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他决不能让身体垮了。目前,他已经回到东方微点公司继续工作,并向检方申请了国家赔偿。目前,市检一分院已经受理了申请,并启动了程序。由于田亚葵的申请和于兵案有关,待法院对于兵案作出判决后,检方将依程序对国家赔偿的申请作出结论。
由于田亚葵是证人,他未能获准进入法庭。
东方微点公司的10多名员工前来旁听此案。他们告诉记者,此事给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微点软件上市受阻近3年,员工们的收入也随之降低。员工们说,在法院对于兵案作出判决后,微点公司将会起诉瑞星公司索赔。
■庭审
潜逃南非被劝返回国
由于座位有限,记者没能进入法庭旁听。据知情人士透露,庭审于9点半正式开始。
检方指控,于兵案的涉案金额共1400余万元,其中受贿上千万元。于兵被指控一共受贿4笔,全是他任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期间所为,行贿者是4家网络公司。其中瑞星向其行贿达420余万元,是被指控的第一项。据了解,于兵受贿采用签假协议等形式,他受贿所得都买了字画,其中一张画就值近300万元。
于兵被指控犯徇私枉法罪,是因为他收受瑞星公司贿赂后,指示手下的张鹏云、齐坤,伪造证据对原瑞星副总裁兼海外销售部总经理、东方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立案侦查,致使田亚葵因伪造的证据受到法律的追诉,被非法关押了11个月。案发后,于兵潜逃至南非,后于2008年9月被最高检劝返回国,9月10日,于兵被市检察院批准逮捕,9月18日被抓捕归案。
庭审于昨天下午4点结束,于兵起初否认检方指控,但到最后,他表示对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三项指控认罪。
经过
2005年10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轰动一时的“北京破获全国首例故意传播网络病毒案件”，称依法查处了北京东方微点公司进行计算机病毒防御软件研制中违规操作，致使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大量传播。微点公司副总田亚葵被警方关押11个月。
此案是瑞星公司当时为了扼杀微点这个新生的杀毒公司，行贿1400万请托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于兵通过假报案、假损失、假鉴定的手法陷害竞争对手而制造的一起冤案。
报假案帮助瑞星陷害对手
于兵案的最大受害者是国内杀毒软件专家刘旭和其微点公司。
刘旭曾是瑞星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在辞去瑞星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两年后，于2005年1月创办了北京东方微点公司，主攻“主动防御病毒软件”。正当该公司向市公安局网监处递交研发备案报告，同时向公安部指定的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申请产品检测并为产品上市做各项准备之际，于兵指派其手下开始对微点公司进行“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频繁传唤包括刘旭在内的公司管理和研发人员。2005年8月30日凌晨，网监处将涉嫌所谓“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刑事拘留。
9月6日，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收到公函，以微点公司涉案为由，要求其对微点产品不予检测，封杀了微点公司防病毒产品的上市权利。同年10月21日，市公安局网监处对媒体宣布“破获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
蒙受不白之冤的刘旭走上了向有关部门和领导上访、举报之路。
研发人员遭通缉有家不能回
微点公司副总田亚葵被捕后，研发部负责病毒库保管、年仅23岁刚刚大学毕业的崔素辉，也遭到了通缉。小崔东躲西藏不敢来上班，几年不敢回老家河北过春节。2006年除夕夜，小崔躲在福州的一家小旅店里，嚎啕大哭。其他员工也担惊受怕，研发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为保存公司研发实力，刘旭作出了把研发部从北京悄悄转移到福州的决定。为了员工的人身安全，刘旭特意将 20多人的火车票终点站买到厦门，但安排大家在离福州较远的一个小站下车，然后找了两辆中巴车在夜深人静时把研发部员工接到了福州，而这一转移就是两年。
在田亚葵被逮捕和崔素辉被通缉后，刘旭开始向有关部门举报微点无辜遭陷害的重大情况。为了保证自己的通信安全，刘旭每天在自己的包里装着9部手机，用9个手机号与研发负责人和公司高层等单线联系。2005年中秋节前后，刘旭多次路过家门而不敢回。连续几天，刘旭每晚都要换几个宾馆，最多的时候一晚上换了5个地方躲藏。
外逃巨贪被最高检“劝返”
最终经微点公司实名举报，于兵被北京市纪委立案调查。闻到风声的于兵外逃到南非。后经最高检“劝返”，于兵被劝返回国，接受调查。
2005年8月，于兵部署他人到两家公司，调查了解公司电脑被病毒感染及造成损失的情况。授意让上述公司，分别出具了10万元虚假损失证据材料。
2005年8月27日，为证实两家公司查到的木马病毒——蠕虫病毒，是从东方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笔记本电脑中传播出来的，于兵授意他人召集病毒专家论证会。在论证过程中，没有给专家如实提供材料。专家论证后，在于兵授意下，专家意见又被从“基本可以确定”改为“可以确定”。
2005年 9月，即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被刑事拘留后，由于缺少报案材料，于兵指使他人到北京另外三家杀毒软件公司做工作，让三家公司分别出具虚假“病毒爆发”报案材料。同时，于兵指使委托由瑞星公司副总裁赵四章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东方微点副总田亚葵传播病毒案件涉及的有关损失进行评估，并将该会计师事务所的违规评估结论作为认定田亚葵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要证据。
因为于兵和瑞星公司的加害，微点软件上市受阻近3年，企业蒙受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微点声誉受到极大伤害。
微点刘旭：“于兵让我把公司卖给瑞星”
我国传统的防病毒软件，都是通过代码比对的方式查毒和防毒，就像警察通过对比逃犯的照片，抓捕逃犯。这种传统的防毒手段最大的弊端是要先出现病毒之后，才能根据新病毒的部分代码查毒和防毒，由于新病毒不断出现，这种防病毒软件永远落后于新病毒之后。
2004年，我从瑞星离职后提出了通过病毒行为查杀病毒的新思路，并开发出了我国首批“主动防御电脑病毒软件”。2005年5月31日，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没想到厄运由此开始。
6月22日，市公安局网监处通知我们到他们那里备案。7月5日，网监处的张鹏云等几个民警就来到我们公司，说是调查资质。来了之后，问我：“你们公司有没有偷税漏税？有没有传播病毒？”并说要做笔录。
他们拿出的笔录纸，却是公安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纸。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就去打听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得知张鹏云的身份是市网监处案件队的负责人。我们更奇怪，查资质应该是网监处的产品科，怎么会派案件队的民警来？我就觉得来者不善。
7月7日，他们又来了。从此便开始传唤我们的员工。整个7月份，几乎每周来四到五次。来了就到我们研发部，搞得我们的员工根本没办法工作。7月21日，网监处传唤了我。张鹏云说得很明白：“要解决这件事你只有两条出路，一个是你把公司卖给瑞星，一个是你们离开北京。”我当然不会同意。
■“我让员工加班给电脑加密”
7月10日是个星期天，应该是员工休息日。非常奇怪，头一天我就感觉心里特别不踏实，冥冥之中我好像感觉要出事。我一早起来通知公司员工来公司加班，把公司的电脑全部加了三层密。这些电脑里有我公司的全部研发机密。
果然，两天之后，网监处的民警来抄走了我公司的电脑。7月21日，网监处把装有我们全部研发机密的电脑送到了瑞星公司。好在我在这之前对全公司的电脑都加了密。我毕竟在瑞星公司当过多年的总经理，我还有些了解内情的渠道。后来我们了解到，于兵收受瑞星公司的第一笔贿赂，正是2005年6月8日。后来我们把这个证据提供给了检察院。
当时我们已经有所耳闻，他们要整我们，但是我以为他们只是想吓唬吓唬我们，还想不到他们会真敢下手抓人。但是8月30日，公司副总田亚葵被抓。
■“田总被抓我脑子一片空白”
网监处凌晨2点抓走田总。凌晨3点，我接到田总爱人的电话。她哭着告诉我：“亚葵被他们抓走了。”我听后脑子里一片空白。
田亚葵被抓走11个月，她女儿当时正面临中考。几天之后全国各大报刊都刊登网监处发布的消息，说微点公司传播病毒，公司副总被抓。原本计划上市的新产品彻底泡汤，公司一分钱收入都没有。就在那时，我们把自己的房产全部抵押出去，用于给员工发工资。我当时的压力外人根本无法想象。
那一段时间，我真是体会到了什么是恐怖。我紧急把公司的研发部迁往福州。害怕被别人知道我们的行踪，本该坐火车直接到福州，但是我没敢让员工从福州下车，而是在其他车站下车，后用大巴车把员工运到福州。
从田亚葵被抓之后，我觉得我们不能再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了。我拿到田亚葵的起诉书之后立刻提出，起诉书指控田亚葵传播的4种病毒都不能传播：
其中两种木马病毒，搞安全的人都知道，谁传播木马病毒谁本人先是受害人。
另外一种病毒只能在英语环境下才能传播，而田亚葵的电脑是中文设置，根本运行不了这种病毒。
最后一种病毒设定了最后一次传播期限是2003年7月13日，那时微点公司还没有成立。
后经市纪委调查组查实，指控田亚葵通过拨号上网的电脑传播病毒时，田亚葵的电脑还没有开通。
■“背后的始作俑者更应被追责”
记者：昨天看到于兵被送上被告席，您什么心情？
刘旭：唉，百感交集。于兵和微点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置微点公司于死地？我觉得背后的始作俑者更加可恶。我们作为最大的受害人，既希望看到这个案子水落石出，让陷害我们的贪官被送上法庭，从官方角度还我们一个清白，但也遗憾于兵背后的始作俑者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记者：听说田总被释放出狱的那天您到看守所门口去接他，两人抱住哭得泪流满面。为什么？
刘旭：田亚葵下海之前是电子部的一个副处级干部，他到瑞星任职的时候，是瑞星最困难的时候，田亚葵对瑞星是做过贡献的功臣。结果田亚葵遭到瑞星公司的如此陷害。田亚葵出狱对于我们这些年的举报、伸冤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这个人长大后从没有掉过眼泪，但是接田亚葵出狱那天，我确实是百感交集，无法控制。直到今天我都不敢看田亚葵出狱时媒体拍下的那些照片。
记者：您面对的对手不是个普通的贪官，而是掌握着很多侦查手段、位置很特殊的对手，有没有想过放弃？
刘旭：从来没有。这可能与我是搞技术的性格有关吧。我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办成。我并肩战斗的战友在里面关着，公司要被他们置之死地。我怎么能放弃？从没想过。我对我们的反腐败力度抱有信心。
受害副总田亚葵自述被押经历
“被关的日子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微点公司副总田亚葵，因被于兵等以涉嫌传播计算机病毒关押11个月。昨天，田亚葵向记者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2005年8月25日凌晨2点，我和爱人、正准备中考的儿子正在熟睡，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穿着睡衣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7个警察。领头的正是白天刚刚传唤过我的市公安局网监处案件队副队长张鹏云（已被判刑）。我们一家从没有做过违法的事，也没想到过会在家中被抓，又是深更半夜。受到惊动的爱人和孩子吓得脸色煞白。
张鹏云让我穿好衣服跟他们走。我说我白天刚被传唤过，你们要现在带我走，必须给我出示东西。见我坚持要抓我的手续，张鹏云这才从包里掏出一张拘留证向我出示了一下。
我被他们带到公司，抓我的人先从公司抄走了我的电脑，随后把我带到了市局。这时已经是早晨7点多。
随后我便直接被关进北京市看守所，就是民间所说的“七处”。在“七处”我一下子就被关了4个月。民间都知道，“七处”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地方，我的左邻右舍全是“趟镣子的”。我受的是高等教育，做的是高科技企业，从没想过会因为经营企业被关进看守所。虽然我心里清楚没做违法的事，但是进了看守所就等于与世隔绝，见不到家人和公司同事，一个人孤孤单单。
当时孩子还小，老家的父母年事已高，我心里担心孩子中考会不会受到影响，老家的父母能瞒多久，公司会不会被压垮？平时我是个心肠很宽的人，但是被关在“号子”里的那段日子，我真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头发哗哗地白。
在“七处”被关押了4个月后，我被转到海淀看守所。在海淀看守所又被关押了7个月，这期间我被提讯多次，每天重复做的事情就是“坐板儿”（人挨人坐在大通铺上反省自己的“罪行”）。但是我从没有承认过自己做过违法的事情。
被关押了11个月之后，我终于被取保候审。被放出看守所那天，刘旭带着公司的很多员工和我的爱人、孩子到海淀看守所接我。我走出看守所大门的一刻，公司所有员工和我的家人包括刘旭，都抱住我哭成了泪人。
被放出后我才从我爱人处得知，怕我父母着急，我被关押的消息，爱人和同事一直瞒了我父母4个多月。但是我平时有个习惯，就是每周都要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父母在4个多月里一直没有接到我的电话，非要从老家来北京找儿子。我爱人看实在没办法瞒下去了，才把我被关押的消息告诉两位老人。
虽然我爱人一直在跟两位老人讲，您儿子不会做违法的事，但是两位老人却相信公安局不会抓错人，肯定是儿子犯法了。我母亲整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说起我的名字就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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